说到长安大学的对外交往，可以追溯到1956年10月16日。那一年，原在长春汽车拖拉机学校学习的三名越南留学生阮爱烈、范富荣、陈庭增因专业不对口，教育部下达文件要求西安汽车机械学校完成培养任务。随着这三位越南学生的到来，长安大学揭开了培养外国留学生的序幕。1957年又招收了10名越南留学生，1959年开始招收本科留学生，1965年开始招收留学研究生和进修生。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长安大学的对外交流迈出了新步伐。1979年，原西安公路学院邀请美籍华裔张秋先生到学院讲学，介绍美国交通工程方面的有关情况。当时要请个外籍专家来校讲学并非易事，张秋先生此行，还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领导直接批准才办成，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而现在的长安大学，外教、留学生随处可见。2010年，长安大学已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在校留学生近200名。
留学生远离亲人，难免会为思乡之情困扰。为了丰富他们的课外生活，学校经常组织各种轻松有趣的活动。老挝等国的几名留学生，就曾参加省教委组织的外国人唱中国歌比赛，并获优秀奖。在非洲解放日，学校又组织留学生与其他院校外籍学生进行足球比赛……学校还经常组织留学生参观像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设计院、草滩农业开发区等高技术示范单位及地区，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这些活动有力地增进了中外师生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许多来自不同国度的同学，刚开始生活习惯相去甚远，但到了毕业的时候，大家依依惜别，情同手足。
至今，长安大学已经培养了2000多名留学生，为世界、特别是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了大量理工领域的人才。也门的劳动部部长苏来曼、交通部部长莫阿里密，都曾在长安大学留学。长安大学第一位外国博士留学生扎卡利亚，目前是巴勒斯坦驻华大使馆参赞。
既要“请进来”，还要“走出去”。在国际化的办学进程中，长安大学“走出去”的故事，也颇具传奇色彩。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援越抗美测设公路，80年代的援建也门萨那技校。
“同志加兄弟”
1965年，美国将侵越战争直接扩大到越南北方。越南民主共和国正经历着战火的洗礼。越南遭受侵略，中国人民支援“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民义不容辞。我国政府应越南政府要求，对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无偿援助修筑一批军事公路干线，具体施工由我国交通部和工程部队担任。
1965年5月，原西安公路学院接受了交通部下达的援越抗美任务，从公路系选派教师14人，公路、桥梁两专业选派应届毕业生38人（其中女生3人），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起组成两个公路勘测设计队，分别由徐光辉和凌志甲担任队长，奔赴越南北方。
没有风景的南行
徐光辉一行人被编成208、209两个支队，于1965年7月初从西安出发，先到长沙集训，然后就开始了军事行动。援外工作非常保密，要求队员们不得与外界有任何的联系。整个队伍乘坐一列专列，每个队集中在一个闷罐车厢，火车外又见就像一列货车。大家在车厢内席地而坐、席地而睡，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停车也多在偏僻的岔道上。一路上，虽然车轮滚滚，汽笛嘶鸣，大家却始终不知身在何处，只知列车一路向南，再向南。有一次停车，不知谁说是到了桂林，大家激动地下车看风景．看到的依然是丛山密林中偏僻的岔道，哪里有什么“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影子！到了南宁，队伍被立即拉到广西军区的一所营房。虽然规定休息时间请假外出人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可是，因为绝大多数队员从未见识过华南风光，结果大家基本上都请假外出了，只留下徐光辉一个人坚守营房。不过，同志们带回来的菠萝蜜和椰子等特产也让徐光辉有了一游南国的感觉。
要出国了。徐光辉所在的209支队改乘汽车向云南进发，一行20多辆军车浩浩荡荡秘密地走了三四天，有一天晚上住在百色，即著名的“百色起义”所在地，但碍于军队纪律，百色究竟什么样，大家没有看到。
大部队最后到达云南文山集训休整，落实任务、准备器材，进一步学习民族政策和组织纪律。按上级要求，工程队进入越南后，除了空气和水可以使用，其余的一切物资都要在国内解决。徐光辉至今仍记得，测量中要用的小木桩，都是他们在文山准备的。
地上的蛇兽和天上的敌机
到了越南，最先见识的是蛇。竹叶青、匕步倒、眼镜蛇等等，越方技术人员教中国北方来的同志一一学会鉴别。工程队住的工棚，时时会有蛇的光临，夜晚也常能听到棚顶上蛇追老鼠的声音。天冷时，蛇尤其爱进入工棚与人同眠，甚至钻到床铺被窝里。时间长了，蛇与人竟也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大蛇小蛇将工棚当成自己的大本营，往来穿梭，自由自在，有的干脆就睡在行军床下面，成为中国工程队员的亲密伙伴。不过，和这些危险的伙伴们住在一起，那提心吊胆的日子也着实难熬。
越南的旱蚂蝗也给工程队员留下深刻印象。旱蚂蝗嗜吸人血，吸血的时候人没有感觉，等到发现时，它们已经吃饱喝足。旱蚂蝗的吸附力很强，拉不下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断拍打，让它们从身上掉落。有一次，徐光辉经过一个据说旱蚂蝗特别多的地方，临行前还特地把裤脚、袖口、领口扎得严严实实，最后还是被旱蚂蝗钻进去饱餐了一顿。也许是遇上人不容易吧，这些小动物的求生欲望非常强烈，吸血的本领也超高强，让人防不胜防。
209支队所在的工程线山高林密，常有野兽出没。有一天国内来的骡马运输队给工程队送给养，返回时就在驻地工棚宿营。第二天早起发现有一只骡子被咬死了，还被叼走了一大块肉，大家分析是老虎干的。几天后，电影队来工程队放电影《东方红》，杨炳成自告奋勇留守营房。暗夜之中，他在空寂的营房里巡视，听见山沟深处传来“啪嗒、啪嗒”的沉重脚步声，就赶忙躲起来，心里紧张得打鼓，后来才慢慢看清，原来是一头大水牛下山回家路过这里，虚惊一场。
越南的蚊子也很厉害，数量多、个头大。工棚里点的汽灯、煤油灯，对蚊子是个强烈的吸引。这时，从国内带去的驱蚊油就派上了用场。有次越方技术员在灯下与徐光辉交谈，他见徐光辉面对蚊子不为所动，问有什么驱蚊诀窍，徐光辉就送了他一瓶驱蚊油，他们用后连连赞叹。
施工部队目标大，很容易被发现。美国飞机不时要来轰炸和骚扰。尽管有我国派出的高炮部队保护，但工地还是时常受到袭击。每当这时，大家也才有了战争就在眼前的感觉。中国的高炮部队也不是吃素的，曾击落过美国的飞机并抓住了美军飞行员。尽管徐光辉所在的勘测设计队因为住所规模小且隐蔽，作业人员分布面广，没有遇上过袭击的事情，可是美国飞机的骚扰对队员们的心理影响还是很大，尤其是低空飞行的超音速侦察机，它飞到你的头顶上空时，你连一点声音都感觉不到，当它飞出很远后，你又会听到一声“晴天霹雳”，真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冷汗归冷汗，危险归危险，工程队每个队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援越抗美的决心与信心，在持续不断的美军威胁中愈发坚定。让徐光辉感觉比较可惜的是，为了防备空袭，大家不得不将国内带去的白衬衫用树叶的汁液染成了迷彩装。
测量队在越南工作了3年。3年中，工程队的生活供应按部队标准，除服装和伙食外，每人每月还有几块钱津贴。吃的用的都得从国内运过来，一日三餐除了米面外，副食品一直是火腿、海带、粉条、干菜、罐头。虽然罐头在国内是贵重商品，一般人很少吃到，但是一日三餐老是吃这些，不换样，谁都会接受不了。新鲜蔬菜成了大家最想念的美食和奢侈品，偶尔有人去摘点野菜熬汤喝，就是大伙儿最大的享受，犹如年夜饭的大肉饺子，那滋味久久在脑海徘徊，让人念想不已。
至于文化生活，因为有收音机，可以收听国内的新闻和其他节目。国内不时派电影放映队来驻比慰问，越南方面也常组织一些慰问演出，来的基本上是国家级的演出团体，杂技、歌舞等，水平也相当不错。每当这时，工程队所在的越南边远山区老街县城，总是万人空巷。
阴雨中延伸的路桥
越南一年之中只有雨季和旱季两季。雨季雨量多、气温高，植物生长很快，给野外测量带来不少麻烦。有时第一天刚从树丛里清理出一条路，第二天又长满了藤蔓野草，又得砍伐一遍才能通畅。有时来不及砍草，战士们就用身体压下一条路。草丛里蛇类、毒虫多，大家得“打草惊蛇”才行，即每人持一根细长枝条，不停地向道路两旁扫动，赶走蛇虫。不过，遇到蛇在高高的树枝上盘着，也无奈吓它不走了。
雨季里，野外测设经常遇到下雨天。有时早起时还是晴天，等到了工地铺开摊子准备大干的时候又突然下起大雨。工程队所在地是喀斯特地貌，悬崖峭壁处处可见，雨水里行走甚是危险，雨水形成的山涧瀑布常常让工程队员进退两难，只能硬着头皮攀着树枝藤条一步一步往下溜。
有一次，测量队要测设一段连接南那河大桥的新线。那里树林茂密，环境十分恶劣。大家先费很大的劲清除砍掉的树木，清除到桥头的时候，工程师和教导员一起站在一个悬崖边上讨论线路的走向。工程师背后是一棵大树，大树上缠绕着一根手腕粗的藤，他左手抓着藤从右边往悬崖下探了一眼，没想到那根藤的上端已被砍断，转眼间工程师就摔剑了悬崖下面。悬崖有五六米高，悬崖下面是另一个悬崖，再往下就是南那河。工程师坠崖，让全队人都惊呆了，反应过来后立马往悬崖下面狂奔，绕了好远的路才找到躺在崖底的他。也多亏工程师命大，摔下去的地方恰好是一个窝，里面积满了枯枝落叶，很松软，像沙发一样。他从这个窝往前滚了一段距离，又被一棵横卧在地上的枯树挡住了。如果没有这棵树，可能大家就真的与工程师永别了。河边不远处停靠着一条小船，大家拜托船家把工程师送到了医院。经过医院的救治，工程师逐渐康复，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记得第二天大家又返回出事现场时，发现工程师的眼镜还在，连镜片都没碎，手表也在旁边，秒针还在滴滴答答地走着。许多巧合就这样天衣无缝地凑在一起，现在再回想起来真是一个奇迹。
在这次援越行动中，除了余家祥老师因中途有事提前回围外，其他人员都坚持到了最后。越南方面很满意中国同志的工作成果，1967年6月28日，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给每个队员颁发了“团结抗美奖章”和证书。
友谊地久天长
要致富，先修路，国外也是如此。也门首都萨那至港几城市荷台达的萨一荷公路是中国人民无偿援建也门的第一条公路，也是也门的第一条高等级公路。
在没有修这条公路之前，从萨那到荷台达，也门人要骑着毛驴翻山越岭，短短的路程需要走上20多天，从港口到首都的货物，也只能依靠毛驴托运，出行极为不便。公路修好之后，汽车一天即可往返，各类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港几运往首都萨那和沿途各地，中国援建的萨一荷公路成为了也门的经济命脉。因为有了这条公路，中国政府援建萨那技校和萨那纺织厂，从国内运去的一切原材料才能及时送到目的地。中国朋友对也门的帮助无需回报，也门人民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就是援助也门的中国技术人员最大的快乐。
公路修好之后，中国政府又帮助也门建立了第一座高等学府——萨那中等工程技术学校。这所学校，从教学大楼、教学实验室、实习工厂、教师宿舍楼、学生宿舍楼到学生餐厅以及体育场，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中国人民无偿援助；学校的建设中也闪现着长安大学教师的身影。这所学校的建成，为也门的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后来很长时间内，也门能够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有很多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
让技术成为友谊之桥
长安大学教师丁银生曾受教育部的派遣，分别于1980年至1984年、1988年至1992年两度到也门萨那中等工程技术学校支教。
时间长了，丁银生在当地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1984年春天，一位叫赛义德的企业家找到丁银生，希望萨那技校的教学人员能利用业余时间为他的咖啡厂加工一套通风管道，将三台咖啡加工设备的废气出口用管道连接在一起，将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高温气体排到室外。
丁银生、袁麟等几位师傅和教师接了这个活。袁教授根据实地测量绘制成图，丁银生和刘有仓、常忠信、戴春阳等人在没有任何专用加工设备的情况下，手工操作，完成了整套设备的加工。外出安装时，管道整整装满了一卡车。因为管道结构设计合理，规格尺寸也很精确，安装起来特别顺手，仅用了半天时间，就全部焊接安装完毕，测试的通风效果也比预期要好很多．赛义德老板非常满意，不停地说“谢谢中国朋友”。后来他还对丁银生说，他的不少朋友看了这个新安装的管道，都不敢相信那是萨那技校的中国教师设计安装的，而感觉像是德国专业人员制造的，啧啧称赞“中国朋友的技术就是高”。
又一次，一个少校军官开着汽车来到技校找到校长叶海亚，说他们的兵工厂有一台机器有问题，想找中国专家去看看。洪生随那个少校坐上汽车到了兵工厂，发现他们的厂房比较原始，设备很多，但安装得很分散。一个房间也就一台或两台机器，不超过三台。少校把苑洪生领到有问题的那台机器前。苑洪生看了一下工人的操作，就找到了问题的所在：一台切削设备通过工作行程和空行程来实现反复切削，工作行程动力要大，空行程动力要小。可是他们在安装的时候把行程装反了，工作时动力小，所以无法正常工作，把行程倒过来就可以了。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没用5分钟时间，苑洪生就把机器调整好，可以正常运转了。少校朝苑洪生竖起大拇指，连连说，“悉尼，他妈母，修可兰（中国好，谢谢）。”
萨那有一位私企老板，在中国购买了五台制胶鞋的设备，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启用。后来他想启用这批设备，又找不到会用的人。于是他想到也找到了萨那技校的中国专家，苑洪生利用休息日，弄懂了说明书，主动表示可以教他们怎样使用。以后每天下午三点后，老板就亲自开车来接萨那技校的中国专家去给他们的工人讲课，并调试机器，1991年1月30日，
试机成功了，做出了成品。培训课结束后，老板请苑洪生吃饭，这一吃就吃到很晚，把校内的专家组急坏了，以为卅了什么问题，甚至还给大使馆打了电话。大使馆联系上了鞋厂老板，老板这才急忙把苑洪生送回了技校。专家组长把苑洪生狠批了一顿。因为中国专家组有规定，天黑前必须回校，严禁在外逗留。帮助归帮助，你居然还去吃人家的东西！不知道不拿也门群众一针一线也是纪律？
支车撑与甜柠檬
高仰纯在萨那工程技术学校工作的时间最长。从1975年开始到1988年，他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2年，负责汽车修理工作和一些生产任务。除配合教学上作外，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不少也门教育部交给的工作，如修理汽车及各种机械，参加护照司大楼建设，改造工程车等，甚至参与制作了四台高31米的足球场灯塔架。让高仰纯深感荣耀的，是他在也门工作期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仰纯在也门技校工作的第三个月，一天，他从外面走进教学工厂，看见一辆箱式小汽车，汽车后轮已拆下并用水泥砖头支撑着，一位也门工人正在车下修理。突然，高仰纯看见车身有些晃动，他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危险，急忙用不太熟练的也门话喊道：“好夫隔系利（很危险）!”但工人却无动于衷，紧要关头，高仰纯拉住工人的一条腿把他从车下拖了出来。工人出来后很不理解，非常生气地把手中的工具摔在地上，大喊大叫，让高仰纯很难堪。高仰纯用手轻轻推了一下车的后箱，车体晃了一下，“噗通”一声落在地上。原来，工人用单砖支车，支撑力不够，非常危险！车落地的声响惊动周围的人，在场的中围人就帮忙向那位也门工人解释。也门工人这才明白了刚才发牛的一幕有多危险，他拥抱住高仰纯，不断亲吻着他的手背用也门话说：“你和爸爸一样！要不是您我今天可就凶多吉少了。”
随后的几天里，高仰纯利用业余时间，用槽钢和钢管为工厂做了12个修车用的支车撑，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在也门萨那技校期间，按教学计划每年下半年要对在校汽车专业快要毕业的学生进行汽车驾驶培训，共计两个半月，都是利用课余时间的每天下午2点到6点。道路练习选择了一个山脚下的道路。
1987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高仰纯带着学生在山脚下进行汽车驾驶道路练习。行车中，突然听见有小孩子的惨烈哭喊声，很是可怕。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远处只见一个孩子坐在地上，跑到跟前一看，是一个小女孩被蛇咬伤了，左手臂上有明显的伤口，高仰纯没来得及多想，抓住她的手臂用嘴在伤口处用力地吸，吸了好几口，吸出的浓浓的血腥味让他直想吐。
“时间就是生命！”高仰纯和同学们把孩子抱上车，迅速送到了当地村落的一个诊所。这时，小女孩的手臂已肿得老高，腕上的手镯都快箍住手腕了。幸亏救治及时，高仰纯又和学生配合医生用钳子等工具取下了手镯，这才使小女孩转危为安。
几天后，高仰纯到山脚下的练习场练习倒杆时，远远看见一辆摩托车径直向他们开来，驾车人还不断地朝他们招手。高仰纯没在意，可学生们已认出这就是那个小女孩的父亲。小女孩的父亲非常激动地和大家握手，并拿出一袋柠檬果分给大家吃，他说：“这是甜柠檬，全国只有我们家才有这种树，树苗还是十多年前从沙特阿拉伯带回来的。这是我特意留下的最好的柠檬果。”并说：“我的孩子在采野仙人掌结的果时，被毒蛇咬伤，多亏您及时相救才保住
了性命，实在是感激不尽！”他激动地抓住高仰纯的手，不断地说：“隋尼，塔麻姆！没底拉塞！（中国人好，技校学生好）”“修格兰、修格兰（谢榭）!”
这是高仰纯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如此香甜的柠檬果。看着女孩父亲快乐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意识到，这不仅是中也两国友谊的果实，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超越了国家和种族的关爱。